流亡海外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西藏人民救星的样子，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甚至还说：“只要我达赖喇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为藏人的利益竭尽全力!”真的是这样吗?藏族有句谚语：“口说是水泡，实做是黄金。”意思是说：口里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还得看实际行动如何。笔者想举出西藏30多年来的一些事情，让世人看看达赖喇嘛到底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到底对西藏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

1.试图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夜里，达赖喇嘛本人匆忙出逃，26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迫不急待地宣布：“西藏独立了”。4月18日，他通过喜马拉雅山口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向聚集此地的各国记者散发了《达赖喇嘛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藏独立”。4月25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头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开会议，筹组“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公开搞叛乱、搞分裂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想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当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挑唆也有密切的关系。

达赖喇嘛统治下的旧西藏，本来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地方，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位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所谓的“人权卫士”，在各种场合感情激动地攻击中国政府违背人权，或者控诉当代西藏如何如何不讲人权。现在世界上有些事情也比较怪，怪得我们都难以理解，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本来是极残酷极野蛮的，早已被人类历史所唾弃的，达赖喇嘛这几年也有经验了，他总觉得自己是活佛，不管自己说什么，西方人就相信什么。于是突发奇想，把封建农奴制度说成一朵花，说成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制度，如同西天的极乐世界。1983年3月10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居然这样讲：“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它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拉萨西北50公里处的堆龙德庆县色新村，民主改革前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的庄园。村里的老人们，至今没有忘记达赖喇嘛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当时庄园里20户差巴(农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劳力自带工具、口粮到庄园的土地上无偿地服劳役。达赖喇嘛家的溪堆（庄园管事）来本（监工），提着皮鞭、棍棒，监督他们劳动，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农忙季节达到20个小时左右。农奴们稍稍迟到或者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婴儿，都会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交加，全庄园农奴除一个水磨管理人外，无一幸免。农奴们把达赖家统治的色新庄园比作人间地狱，经常对天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于缺吃少穿，劳动繁重，鞭打和凌辱简直是家常便饭，农奴们忍无可忍，只有逃跑。1950年秋天，18个农奴和奴隶集体逃跑了，达赖家通过地方政府进行通缉，逃跑者在雅鲁藏布江边被逮住，庄园管事把他们用牛毛绳捆绑，用皮鞭和棍棒抽打着把他们押回庄园，然后绑在柳树上，每人先打了100棒，又用铁镣铐住双脚，关进私设的牢房，进行鞭打和拷问。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庄园里劳动力不够，还强迫他们带着脚镣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们回忆说，达赖喇嘛家管理色新庄园的10年间，被打伤致残的有11人，重伤致死的5人。这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这是40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年逃跑而被抓回的农奴还有好几位活着，他们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疤，他们决不会认为，农奴制度是人道主义的乐园。是民主改革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真正有了人身自由，也才真正的富裕了起来。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一切财富、权力归农奴主，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连做人的起码权力也没有。他们世世代代为贵族、寺院、官府支付无穷无尽的乌拉差役，承负着人类罕见的沉重劳动，却过着人类罕有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领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买卖、赠送、鞭打甚至残杀农奴和奴隶。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生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霍乱等流行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儿童死亡率高过60％，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个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凡有良知的人耳闻目睹之后无不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它和欧州以及俄罗斯中世纪黑暗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农奴制度早已经废除几百年了，它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成了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

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情况，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鉴于邻近几省藏区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到西藏，各地群众纷纷提出改革的请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表示愿意在他的属区进行试点。当时西藏确有改革试点的打算，中央在充分听取了达赖喇嘛的意见之后，决定改革推迟进行，改革试点也停止，在贵族上层官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谈改革。195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复信达赖喇嘛，说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接着周恩来总理三次与达赖喇嘛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西藏6年内不搞改革，6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一些农奴主，还是发动了全面的公开的武装叛乱，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推迟改革，而是永远不改，永远在西藏保持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

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度因为达赖喇嘛反对而一再推迟的民主改革，理所当然地在西藏各地开展了起来。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了自身主人。到1960底，西藏87万人口的农业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20万户农民领到了土地所有证。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农奴和奴隶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它生产资料，家奴安了家，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熊熊的烈火焚烧高利贷债券的时候；当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畜的时候；当他们领到土地证的时候，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有的人捧着土地证热泪长流，有的人在新分的土地上打滚，有的人抱着牲畜亲吻，那真是高原民族最为盛大最为感人的节日。

1960年的春天，西藏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和青稞，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施肥和中耕，秋天获得了丰收。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205934吨，比谁种谁收的1959年又增长了12％。接着西藏城乡进行民主普选，过去农奴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村长、乡长、县长都是老百姓自己选。农奴们不会写字，便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木碗，大家往里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当选。据1965年7月统计，全西藏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54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

在西藏是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好，还是进行民主改革好?是让老百姓当牛作马好，还是当家作主好?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土地的人有了土地，没有房子的人有了房子，没有牛羊的人有了牛羊，这是藏族人民祖祖辈辈盼望已久的好事情。一直标榜“为了藏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达赖喇嘛，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疾苦，对他们慈悲为怀，对这样造福西藏人民的好事，理应举手赞成。但是，他的态度并非如此。他很不喜欢西藏的民主改革，也很不高兴老百姓翻身解放，他在国外天天说西藏老百姓分田分地坏极了、糟透了。还偷偷地派人潜入西藏各地搞破坏，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散布谣言，破坏民主改革。他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四水六岗卫教军，重新组织起来，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进行训练，分期分批运送到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地区，从这里出发搞回窜，抢老百姓的牛羊，弄得西藏西部好几个县很不安宁，中尼边境贸易也受影响。尼泊尔国王很是气愤，派军队去围剿，卫教军没有办法，有的投降，有的被消灭了。

达赖喇嘛这样做，究竟对西藏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2.是谁真正关心百姓的生活？

雅鲁藏布江曲曲弯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了灾难，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也未能幸免。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清除了人人痛恨的“四人帮”。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执行改革开放、富国富民的路线，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坚决实行休养生息，减轻群众负担，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国家支援西藏的经费用于发展农牧业以及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方面；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科学文化事业;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等急需办好的六件大事，也是六件好事。

在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西藏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毫不含糊地得到落实；农牧民负担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减轻，农村牧区很快地出现了让人高兴的新气象。西藏的形势很令人欢欣鼓舞，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牧区还是边地，人们心情舒畅，到处气氛活跃，振奋人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大家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西藏上层人士重新参政议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从1980年到1988年的9年里，先后有1700多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当选为全国和西藏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担任职务，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士被聘请到学校、医院、新闻出版、文物考古、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部门，从事教学、医疗、编辑、科研工作，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当上了教授、研究员、编审，有的还被国家和自治区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

民主改革时规定对未叛领主和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止，现在重新补发，总共给2300位上层人士补发赎买金770多万元。1959年参加叛乱还在押的人员，全部宽大释放，摘掉叛乱帽子，给予公民权。对在农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划为富农、富牧的户，一律改正；在城镇被划为资本家的，一律恢复原来的成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原来的上层人士得到了深刻的教育，走上了爱国进步的道路，有的还成为各级人大、政协的成员。

世世代代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人民，如今又重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拨出数以亿计的巨款，维修佛教寺庙和宗教场所，八角街转经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各教派寺庙香火旺盛。僧人和尼姑习经修法礼拜神佛，各种法事活动恢复，向广大信教群众开放。现在西藏共有寺庙、神殿、静修院1787座，几乎每个乡平均有一座；在寺僧尼46000人，按西藏现有人口200万计算，几乎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出家修行。在各行各业都很发展的现代社会，西藏僧尼的比例确实是很高的，无论是寺庙还是僧尼，都完全能够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需要。各级佛教协会重新开展工作，宗教上层人士得到妥善安排，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宗教节日逐步恢复，例如拉萨大昭寺的传召大法会、日喀则的西莫青波节、江孜达玛节、甘丹寺展佛节、哲蚌寺的雪顿节、色拉寺的金刚橛节、热振寺、桑耶寺、楚布寺、萨迦寺、直贡寺的神舞节等等都已恢复。马年转岗底斯山，羊年转纳木措湖，猴年转德中宝山等，规模盛大隆重热烈。拉萨和日喀则等地重新建立了印经院，民间印经更是非常普遍，信教群众节日挂幡，早晚煨桑，围绕圣地转经，进寺庙朝佛，吉祥时日请喇嘛念经，人死后悼念七七四十九天，这些都已成为西藏人日常宗教生活的组成部分。

国家非常重视西藏的传统文化，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抢救、保护和发展，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西藏传统文化又一个春天。藏语文得到了普遍使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规定会议文件、政府公文、门牌号码，甚至拍发电报，都得使用藏语文。藏文报纸、杂志、藏语广播、电视，大家天天看，天天听。藏文书籍大量出版，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但出版了大量当代人写的藏文书和藏文教科书，古代的秘本、孤本，经过专家整理，重新得以问世，这在过去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藏医藏药声誉一天比一天高，传统藏戏各地都在演，牧区的“果朝”、农区的“果谐”、康区的“锅庄”、“ 弦子”、前藏和后藏的“堆谐”和“朗玛”等传统舞蹈，无论在节日，还是平时都跳得热闹，西藏已成为歌舞之乡、欢乐之乡。丰富多彩的西藏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说唱，特别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重新在进行演唱和讲述，并且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和保存。西藏的专业和民间艺术家走遍了世界，唱西藏歌，跳西藏舞，把雪域传统艺术带给世界人民，外国人看了赞不绝口，他们说：“达赖喇嘛不是说西藏文化都消灭了吗? 这话不对吧，毫无疑义在西藏保存了全世界最美好的艺术。”

从70年代末期开始，祖国和人民又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对他们采取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定居、探亲访友或者参观访问。对于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一个一个的调查了解，落实政策，经济上该退赔的坚决退赔，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照顾。这些好消息传到印度、尼泊尔，传到欧洲藏人居住区，流落海外的藏人非常高兴!20多年来他们生活在他乡异域，做梦都在想回去看看家乡，看看亲人，现在这种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了。国内外藏胞互相寻找、互相联络、互相探访一时形成热潮，在中尼边境的友谊桥头，出国和回国的藏胞你来我往，情形很令人感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自治区和所辖的藏区州县，先后成立了国外藏胞接待站，凡是归国藏胞一律热情接待，保证来去自由。并在交通食宿方面提供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以来，回西藏和其它藏区探亲访友的藏胞超过20000人次，定居的藏胞也达2000人之多。

那些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遇到了许多困难。70年代初期，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基辛格、尼克松一个接着一个访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2年美国部分停止了对达赖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1974年，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又在尼泊尔遭到惨败。达赖喇嘛流亡国外20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他的“流亡政府”。在这种处境孤立的情况下，他降低了“西藏独立”的调门，变换分裂祖国的手法，假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请求中央同意他派人到北京汇报情况和进西藏参观访问，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先生说得很明确：“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从1979年到1980年，达赖喇嘛先后派了五批人到西藏参观访问，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地政府和人民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同胞，给予热情周到的接待。请他们到各处参观，既让他们看好的，也让他们看差的，有什么看什么。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善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并不是“参观访问”，而是来“刺探情报”；并不是来看望乡亲，而是来挑起民族纠纷，离间汉藏关系，煽动宗教狂热。例如由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第二批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聚会，鼓动“康巴、安多、前藏、后藏人团结一致，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西藏独立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记在心上”，煽动与会群众搞藏独，一时闹得拉萨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拉萨干部群众非常气愤，自治区政府忍无可忍，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们提前离开拉萨。中央采纳了各地藏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决定暂时中止达赖派人回国“参观访问”。达赖看派参观团不行了，又提出国外活佛回国探亲，看望原来的寺庙和僧人。一个活佛回来，带着经师、管家、亲眷和侍从一大群，他们在原籍或原寺，居住少则数月，多则上年。有的活佛受达赖派遣，带有特殊使命，对当地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同时通过讲经说法，剃度僧众，认定转世活佛，影响一方群众。达赖喇嘛说过：“认定一个活佛，就能掌握一个寺庙；掌握一个寺庙，就能控制一个地方”。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这一段时期，达赖喇嘛还耍了很多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在佛教的戒律里，就有不妄语，不两舌的戒言。他一边说：“只要家乡幸福，谁当国王都一样，我没有意见。”“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一边又说：“我们西藏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得到暂时的改善和能够转经磕头就行了呢？那是绝对不行的!”“不管汉人的态度软硬如何，西藏广大人民始终团结一心，为自己民族权利而斗争，这是了不起的事。”（1989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他一方面说：“如果北京邀请我访问拉萨和西藏部分地区，我将乐意接受；如果我耳闻目睹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1978年5月对《旁观者报》记者的谈话）“如果能解决问题，我准备去中国；同中方进行协商，也许明年就成行。”(1980年9月20日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身边的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达赖回藏的根本目的：“达赖喇嘛此行将是西藏人民历史上的转折关头，是西藏的一场政治地震。正如罗马教皇两次访问故国波兰，极大地振奋了千百万波兰和世界天主教徒一样，达赖访藏将重振西藏人民的士气，唤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并掀起佛教热潮。”“有人说我们应该继续等待，直到发生某种变革。奇迹有可能发生，但我们还要等待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达赖喇嘛心里的声音。

中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在西藏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实意地保护和弘扬西藏民族传统文化，真心实意地发展西藏经济和提高藏人生活，也真心实意地欢迎广大流亡海外的藏胞回来，共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达赖喇嘛却把中央政府的仁慈宽厚之举，当成“有机可乘”；利用来去自由的政策，暗中派人进来搞破坏，影响西藏社会的安定，破坏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阻挠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究竟是中央政府关心西藏的老百姓?还是达赖喇嘛关心老百姓?究竟是中央政府的做法对西藏有利，还是达赖喇嘛的做法对西藏有利？凡是经历了当时这一历史阶段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西藏的繁荣稳定令达赖喇嘛不快

1984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充分重视西藏的特殊性，极其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宗教、统战工作，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尽快改善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尽快改善西藏地区的面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九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中小型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发展西藏经济、改善藏人生活迫切需要的，例如电站、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市政设施、宾馆饭店等等。工程1984年全面启动，2万多名内地工程技术人员进藏施工，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上很努力地干活，有的人为了西藏建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85年8月，大部分工程如期完工，钥匙交到了西藏的使用单位手里，他们还手把手地把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传给藏族同行。正是在这几年，拉萨建设迅速发展，古老的城市开始现代化起来了。全城新修柏油马路15条，全长70公里，拉萨街道变得平坦宽阔了；铺设上下排水管道48公里，服务面积20平方公里，拉萨再也不是下雨满城水满城泥了；新建自来水厂两个，铺设水管70公里，供水面积占城区的60％，拉萨人从此能喝上新鲜清洁的自来水了。从拉萨到西藏各地邮路畅通，电话可以直拨西藏各地、全国各城镇并且可以与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通话。西藏电视台和拉萨电视台，用藏汉两种语言通过多个频道播放，拉萨75％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的拥有者更加普遍。拉萨有大学两所，中专9所，中学12所，青少年可以自由地进入各类学校学习；还有医院、医疗机构14个，大中型医院7个，藏汉族医生1520名，病床1100张，拉萨人看病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阴冷潮湿的老房子得到改造，人均住房面积9平方米，还在市区和近郊新建了25个小区和新村，人均住房面积22平方米，拉萨人住房难的问题初步解决了。经过十余年的植树造林，城里的林卡，因为建设虽有减少，但是城市周围绿化地大大增加，人均绿化面积达到12平方米，这里的风沙比过去大大减少了。经过这些建设，拉萨确实变了，变美了，变新了，变得舒服了。新建筑，古建筑，互相映衬，让人耳目一新。国内外游客和佛教徒，争相前来参观游览、转经朝拜，拉萨成了一座闻名全球的旅游城。

1984年4月27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张贴布告，推出九条继续放宽农牧业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条，每一项，都是替西藏人民着想，帮西藏人民致富的好事情。笔者不厌其烦，将全文抄摘如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布告


为了继续让群众休养生息，增加实际收入，以利于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现将农牧区有关政策规定布告如下：

一、免征农牧业税收政策延长到一九九0年。

二、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集体果树、集体林木、荒山、荒滩、荒地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可以转包。荒山、荒滩、荒地的开发性经营，允许继承。

三、取消粮食、酥油、肉类的计划收购或变相计划收购。常年开放农、牧、副产品（除国家规定的少数贵重药材外）市场，实行自由买卖，自由交换。

四、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向群众摊派和提取任何财物。

公社（乡）、生产队（村）干部的补贴，由地方财政开支。五保户的生活费用由社会救济金解决。

五、保障农牧民在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绝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再下达或变相下达种植和养殖计划。

六、县、区办的中、小学，全部实行寄宿制，包吃、包穿、包住，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

七、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扶持、帮助各种专业户、重点户。提倡农牧民发展多种形式的联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建筑业。允许雇请帮工、招聘技师和学徒，工资待遇由双方议定。

八、允许农牧民串乡、跨县或到区外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鼓励长途贩运，对集体或个体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继续免收养路费。

九、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

    此 布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央政府替西藏人民想得很周到，很全面，很仔细，西藏老百姓深受其福，农村牧区到处掀起种地热，挣钱热，盖房热。西藏老百姓过去很少能坐上汽车或者拖拉机，现在买汽车，买拖拉机成了热门，全西藏的农牧民和市民拥有汽车、拖拉机的多达一万多辆，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之，中央想了许许多多的富民办法，使西藏的穷困面一年比一年减少，富裕户、富裕村、富裕乡一年比一年增加。例如拉萨西郊的东嘎乡，是笔者在西藏二三十年间经常去的地方，可以说对大部分农家都比较熟悉，当时我亲身感受到东嘎乡变得很快，富得也很快。我做了一个调查，全乡330户，1751人，耕地2434亩，每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0万斤左右，平均亩产680斤，人均粮食1233斤，人均收入1280元。全乡拥有汽车、拖拉机41辆，平均8户人家一辆；拥有彩色电视机231台，合3户人家两台。现在粮食多了，钱多了，眼光也远大了。过去怕挨饿，总把粮食存起来，现在卖掉粮食再生产，送儿女上学读书。羊勒村农民平措次仁，通过种地、种蔬菜、开商店、办哈达厂发了财，大部分收入用来送儿女上学，他有四个儿女，有三个上了大学。不管怎么说，西藏城市农村和牧区确实在变，变好了，变富了，变漂亮了。人们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的房子也舒服了。人们心情舒畅，信教自由，到寺庙朝佛，请喇嘛到家里念经做法事活动，没有任何人说半个“不”字，他们生活自由了，精神愉快了，节日一个连着一个，从剧场到林卡，从城市到农村牧区，到处都可以听到西藏人乐观开朗的歌声，所有这些，凡是到西藏旅游观光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的。达赖喇嘛如果真的爱西藏，爱西藏人民，理应面带微笑，祝福加持。很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他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西藏的建设越是发展，他越是恼火；藏人生活越改善，他越是头痛。因为西藏社会越来越发展了，人心越来越稳定了，他要搞乱西藏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他一次次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一次次接待境内出来的西藏人，一次次借助西方新闻媒介发表演说，编造西藏历史，歪曲西藏现实，攻击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鼓励藏人不满情绪，总而言之为以后出现的拉萨骚乱做了很多很多的舆论准备工作。

1983年3月10日，他在达兰萨拉发表讲话：“在二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确实发展成为民族矛盾，现在不管是监狱里的犯人，还是学校的学生，还是机关干部，都很自然地把汉藏区分开来，相互间出现了鸿沟，发展成为民族斗争。”1985年12月，他在印度多吉丹举行的“时轮金刚大法会”讲经期间，专门找境内前去听经的藏人做工作；1986年5月，他又在旅欧藏胞中发表长篇演说，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家园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十万藏人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首先是境内的藏胞在二十多年内忍受的痛苦，我们这一代藏民族是最不幸的。”他进而鼓动说：“境内的藏胞很顽强，很勇敢，在深沉的苦难和汉人的枪口下，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其它场合说的更加直接了当：“我们搞西藏独立，不仅要靠境外的藏人，更要靠境内的藏人！”“要内外结合，发动所有的藏族人起来，才能推翻中共统治。”如果说这些讲话是拉萨骚乱的动员令，恐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24日，他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些消息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西藏，果然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便举行了策应和支持达赖“五点和平计划”的示威游行，这就是80年代末一系列骚乱动荡的开始，此后一两年里，闹事一直没有消停。拉萨骚乱与达赖喇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拉萨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瞩目的宗教圣地，达赖集团把它作为搞乱西藏的突破口，认为搞乱了拉萨也就搞乱了西藏，西藏独立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正是出于这种用心，他们在拉萨制造了多次骚乱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有3次。每次骚乱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先是几个喇嘛和尼姑打着雪山狮子旗，围绕八角街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招引人们围观，接着聚众闹事，冲击政府机关，殴打公安干警。砸坏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1987年10月1日，骚乱分子焚烧汽车7辆，围攻派出所一天；1988年3月，冲击佛协传召办公室，攻击自治区领导干部，打死藏族武警班长，打伤武警和其他工作人员399人，洗劫了北京路上的饭馆和商店，迫使藏传佛教最庄严的宗教法会拉萨传召大法会无法进行。1989年3月，骚乱活动再次升级，两天中死10人，伤100多人，有900多家国营和个体商店被抢劫和砸烂；冲击了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砸烂和捣毁大小汽车20多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为了维护拉萨的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国务院不得不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

拉萨骚乱是达赖集团策划和发动的，这几年经过各种新闻媒介的披露，此中的内幕更加清楚了。早在1986年，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布置策动拉萨骚乱问题，包括“藏青会”第六届会议，“西藏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西藏独立运动”工作研讨会，“流亡政府”双年会，九品以上官员特别政治教育会，等等。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要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发动境内600万藏人起来反抗中国暴政。”1987年4月，达赖集团又在达兰萨拉召开高层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拟定在境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游行示威、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之后“藏青会”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西藏各地，与当地分裂主义分子密谋制造动乱。“藏青会”还派人到尼泊尔藏胞中活动，组织力量9、10月份在西藏大干一场。

我们还注意到，每次骚乱结束，达赖喇嘛都要鼓励一翻，并且要求分裂主义分子再接再励地干去。1987年10月7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演，表示对拉萨骚乱“完全支持”，号召分裂主义分子“不要服从”。1988年3月5日拉萨骚乱过后的第五天，他又在集会上对拉萨骚乱倍加赞扬：“境内藏民斗争旺盛，决心很大， 敢于流血牺牲!”他在同一天的书面声明中又说：“西藏境内英雄的同胞们，不畏强暴的中国军队的镇压，进行着勇敢的非暴力的斗争……这也是佛教精神和我们民族精神统一的见证 ”。他呼吁“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年里竭尽全力地为实现我们正义的事业——一个属于西藏人的西藏而奋斗。”

回顾80年代后的这一段历史：中央政府在西藏搞建设，达赖在西藏搞动乱，到底是建设对西藏人民有利呢?还是骚乱对西藏人民有利?西藏人民到底是欢迎建设呢?还是欢迎动乱呢?据笔者所知，绝大多数藏人都反对动乱，少数参加过动乱的人事后也很后悔。“动乱不得人心”，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反映了当时西藏和拉萨很多人的思想。笔者当年就这个问题，问过好些拉萨的朋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闹事，一害国家，二害社会，三害自己，我们一不支持，二不参与！”一位50年代为罗布林卡达赖新宫绘过画的著名画师告诉我：“只要街头有点不对劲，我就把徒弟和儿女们召回来，不让他们去掺乎！”拉萨西郊东嘎乡一位
农民讲得很直率：“现在拉萨有些人，真是肚子吃的太饱了，身上穿的太暖了，吃饱穿暖没事干，跑到街上去闹事，我们农民是不会跟着他们走的，我们发财致富搞生产还忙不过来呢!”

4.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9年到1991年，世界上发生了好多大事，苏联解体了，东欧巨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头上。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国际反华势力一窝蜂地对我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舆论攻击。

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似乎喝了一点青稞酒，有点飘飘然了，看到如此这般的国际形势，很是有点得意忘形。他跑遍了西方和东欧，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叫好，同时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言，似乎他已不是活佛，而是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的巫师神汉了，他一次又一次发布预测，说什么5年到10年之内，“西藏会独立”，“中共要垮台”。1989年12月，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兴灾乐祸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很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死亡，马克思主义寿命很短，这是多么可悲的结局啊！”1990年6月，他在西班牙骂中国：“中国大陆的竹幕不久将如柏林墙般的消失。”“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久将垮台。”1991年8月他在巴黎预言：“中国政府现在就如快落山的太阳，中共政权末日可数，不出10年，中国必然发生类似苏联的变化。”还说“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西藏人决不能像现在这样进入21世纪。”1995年他又预言：“中国可能发生分裂，瓦解和全面崩溃。”“中国今年(1995年)和明年要发生巨变”。“1995年和1996年中国将有大变动。”“我个人的观察和占卜也显示出将有一些乐观的发展，而印度占星家也做同样的预言。”

达赖喇嘛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和中国的局势，认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要垮台了，不能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觉得睡一觉醒来，“西藏独立”的苹果就会乖乖地掉进自己的怀里。所以他的口气也变了，宣布：“要重新调整与北京的关系”，“收回五点和平计划和五点新建议”，“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彻底独立”。不过，预言毕竟是预言，现实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祖国，不因达赖喇嘛的咒骂而垮台；社会主义的西藏，也没有因为达赖的咒术而重新恢复农奴制度。雪山顶上的天空照样还是那么蓝，云彩照样还是那么白，农民们照样还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牧人们照样还在自己的草场放牧。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整个国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那些曾经千方百计封锁、制裁、孤立中国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重新与中国对话，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做生意。达赖喇嘛的“预言”成了空话，他所谓的“新希望”成了“新失望”。达赖喇嘛很丢了一些脸，因为他在世人面前放了空炮，出了洋相。自己酿的苦酒，还得自己悄悄秘密地吞下。经过一阵尴尬之后，他的口气又变了一点，1992年7月23日，他重新提出“无先决条件地和中国谈判”。1996年他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宣称：“我不要求西藏独立，而是自治。”但是，正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放松攻击中国、折腾西藏。组织所谓“向西藏和平进军”，策划所谓就“西藏地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违背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一句话，他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199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落实了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援助西藏兴建62项建设工程，原计划投资23.8亿元，实际投资33.66亿元。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大家没有忘记西藏，也没有忘记藏族同胞，都愿意拿出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行动。青海、宁夏、贵州等省、自治区，自己也不富裕，却毫无保留地要给西藏人民做一份贡献。199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62项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完工，开始为西藏人民造福，西藏人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各民族的友谊和温暖。与此同时，拉萨布达拉宫维修胜利竣工，一江两河的开发进展顺利，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按照历史惯例和宗教仪轨圆满地认定和坐床，西藏全区80%以上的农牧民已经能够吃饱穿暖，正在步入小康。从民主改革到现在，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已由35岁增加到65岁；西藏人口由105万人增加到232万人；西藏学生从3000人增加到17.5万人。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制定具体方案，要在本世纪以内消灭贫困，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富裕文明生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评判者，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远的不说，从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国外至今已有38年。西藏人民看了38年，对比了38年，真正认识到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提高、生活富裕。而达赖喇嘛到底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除了制造谣言，策动骚乱，弄的西藏人民很不安宁以外，我想不出他为西藏人民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不是人们随意想像的，而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言语行动所写成，这一点国内外很多藏胞都看清楚了，全世界不少人都看清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被更多的人所看清。